栽“慈”之花 结“善”之果

在普通人眼中，有钱人高不可攀，如果把富豪们比作需要仰视的参天大树，那么社会就是其植根的大地，“野蛮生长”中，来自大地母亲的营养，不可缺少。

有钱了，给自己的爹妈修个坟没有错，尽情消费也没有错，但是否考虑过反哺母亲，回馈社会？

“为富不仁”的形容，常常被戴在富豪们的头上，如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有钱人？如何有意识的去栽培“慈”之花，并尽心尽力予以照看，以结出“善”之果？

“慈善”之道，大有学问。“慈心”在先，“善举”在后，以“信仰”为根本，以“阳光”为指南，一心向善，而非另有功利目的，方能避免骂名，赢得尊重。

4月份的第一天，《2010胡润财富报告》新鲜出炉。国内87.5万个千万富豪、5.5万个亿万富豪的数字，相比于去年分别增长6.1%和7.8%，让人慨叹金融危机的萧条，似乎对中国的富豪们影响甚微。而平均拥有3辆车，4.4块手表，平均年消费为170万元的调查结果，也让人从另一个侧面，对富豪们加深认识。至于“有1/6的富豪打算购买私人飞机，有一半的富豪打算购买游艇”的相关数据，更是令普通人艳羡。

不能过分指责富豪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花销自己的合理劳动收入，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错，尽管，会有人看着不顺眼。

但能否在享受之余，拿出一部分收入和财富，援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们？在消费水准向国外富豪看齐的同时，也学一学他们的慈善观？

　　道德的血液

尽管，在国外的富豪中正在流行这样一种方式:在相关基金会的统一组织下，全球不同的地区中，哪儿最穷，哪儿最饱受战乱的侵袭，就到哪儿去实地考察，并通过基金会予以援助。但这样的方式，似乎并未得到中国富豪们的认同，他们的眼光，似乎更关注奢侈品和艺术品，就像胡润在今年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富裕人士越来越追求由富及贵的格调，艺术品的收藏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花几百万给爹妈修一座好坟，在暴富起来的中国人中，也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动辄占地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的做法，不在少数，就连正前方的水田，也会被改建成一个上千平米的水池，以求“好风水”。

偶尔有一个高调宣布投身慈善的富豪，站了出来，反倒会引发一片质疑之声，如去年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新华都的陈发树。

“动机不纯”是世人质疑的最主要之处。逃税说、作秀说、乃至花钱买平安，避免像黄光裕那样的下场的不同说法，不一而足，本应大力倡导的公益行为，反而引来巨大争议。

尽管国内的富豪家庭传承历史，还不到三代，加起来不满百年，但“为富不仁”的形容，常常被戴在富豪们的头上，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豪，看上去是那样的难。

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真正去了解富豪的内心。尽管以宣布捐赠时的股价计算，曹德旺所捐股份的市值超过40亿元，他本人也因之被称为“中国最牛慈善家”，但这一切，似乎并不能填补他内心的孤寂，“我其实很孤独的,从来都是一个人打高尔夫”，曹德旺曾如是而言。

指责曹德旺的人，能否想象，凌晨四点之时，一个已经63岁的老人，独自一人拿着手电筒，在默默练习挥杆动作的镜头？能否体会，此时此景，他的心声？

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所作所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早前统计，中国的每年捐赠有将近80％来自海外，10％多一点来自内地的富翁们，另有约10％来自老百姓，国内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大部分还是国有企业，一些基金会的捐赠名单揭示，一个内地知名富豪都没有。

《2009胡润慈善榜》显示，100位上榜富豪，五年累计捐赠近157亿元，平均捐赠额1.6亿元，仅占《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的4%。

而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最新年度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

当富豪心中捐赠的意识被唤醒，“道德的血液”开始迸发，愿意激情流淌的时候，作为旁人的我们，更应该为此鼓与呼，而不是指责，真心希望，2010年的《胡润慈善榜》，能看到更好的数据，哪怕只是提高1%。

　　宗教的影响

将中、西方慈善观予以对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宗教的不同观念，对慈善上的不同影响，体现无余。对此，有“地产界的思想家”之称的冯仑，曾有过精彩解读。

冯仑认为，西方宗教观念中，钱不是你的，是你替上帝看管的。作为上帝的子民，有钱人不过是“上帝的职业经理人”，一个终极宿命是，有钱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要难。宗教观念影响下，西方人对待钱采取“市场加教堂”的方法，没有人会太嫉妒，替上帝看管后反正要捐掉的。

这正是为什么美国许多财产过亿家庭，决定让后代继承的遗产比例不超过10%的原因。

中国人进庙是为了把钱拿回家，求安生，保佑发财。西方人进教堂是要捐掉钱。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让中国不太容易建立起对钱的正面的道德评价系统。

问题是，如果在佛的保佑下，发了财，能否把佛教的“慈悲为怀”牢记在心？能否回馈为上，反哺他人？

类似的问题，冯仑也曾提出。在中国，再高雅的人，就是北大的教授，关了他5年，天天都饥饿状态，放出来第一件事，是扑抢黑格尔的哲学论著看，还是扑到馆子先吃一顿肉？

而冯仑给出的答案是，一定是先吃肉，因为曾经太痛苦太贫穷，所以一开始都是先吃肉。肉吃完了喘口气，弄套好房子、好车，接着谈个恋爱，扩大消费范围，旅游、健身什么的一顿折腾；等这些都满足了，接下来就是光宗耀祖，给家里修个坟；高雅了之后玩个艺术品，搞个文化；等这些都弄完了，才开始认真投资、做慈善。

接受采访的中国基督教两会社会服务部主任王保成也认为，对于很多刚刚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继承的传统观念和家族保障意识可能也是无暇顾及慈善事业因素之一：“在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大部分辛苦致富的富翁们首先希望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未来得到保障”。

就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基本都在修坟以前的阶段，肉还没吃上，坟还没修，现在马上做慈善，那是骗人的，不可行。

受母亲的影响，曹德旺本人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其一手设计、耗资6千多万、占地面积达4亩之多的豪宅内，一进门就是一本巨型的佛经，曹德旺的可敬之处在于，在跨越了修坟阶段后，能够把慈善的意识放在心上，并予以身体力行，但对于那些已经超越修坟阶段的富豪们而言，如果在慈善上还是毫无意识，那未免就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阳光的透明

对富豪的慈善之举，之所以质疑颇多，运作不透明亦是原因之一。以曹德旺和陈发树而言，尽管宣布捐赠的善款高达数十亿，但均是放在自己旗下的基金会，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即是以自己父亲的名字命名的。

对具备半官方色彩的传统基金会不信任，是曹德旺们更愿意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的原因。与此相类似，在2010年春节前夕，把4000多万元（含个人200万元）募集而来的现钞堆成“钱砖”，并奔赴贫困地区将善款一一亲手递给需援助之人的陈光标，其“直捐”的背后，也蕴含着对基金会的不信任。

但“河仁基金会”的后期运作，仍需跟踪关注，严格意义上，曹德旺的一系列举动，都存在变数。只有当这个独立运作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管理、财务公开、第三方监督时，才能打消质疑的声音。

接受采访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马仲器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能随意指责和干涉企业家的做法，但也不能将之理解为慈善捐赠行为”。原因在于，“按照法律的规定，慈善捐助必须有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构成三者关系，有资质的慈善机构才是受赠人，当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法确立权利和义务之后，捐赠行为才是完整的，直接给予受益人财物的行为是民间赠与，它属于合同法范畴”。

更规范的立法，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全方位的对捐赠和慈善行为形成完善的规范和监管，创造一个合理、合法、合情的慈善机制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来，在满足富豪们“走得太快,需要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的同时，让社会财富也朝着积极、阳光的方向流动。

《慈善法》的筹备，已列入今年人大立法的规划之中，与之配套的《社会救助法》也有望出台，所有的这些，让人看到曙光。

　　巴菲特致子女的信

当全世界都在关心巴菲特的财产如何分配时，他的三个子女分别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无忧的想法，破坏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都能自食其力，我很欣慰。我的财产99%都用于慈善事业，我也会给你们每人10亿美元做自己的慈善。我想让你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在于用慈善帮助世界，而不是对父亲的财产尔虞我诈。”

他的三个子女，伊利伊诺州的农民豪伊、纽约的音乐家皮特和奥马哈的主妇苏西分别用这10亿美元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农业技术培训、儿童教育等慈善项目。自己却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以至于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世界首富的父亲。

规范慈善立法，税或是重要推手

西方国家一般征收较高遗产税，如美国自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同时，其减免税政策规定如下：如果企业用于公益事业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就可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税收里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

而这一减免税政策在中国的数额是3％，且在实际操作中还未全面落实，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收的优惠，但出于对基金会运作机制和透明度的不信任，企业家往往采取“直捐”或者放弃。

　　海外富豪们这样做

在前不久公布的美国50大慈善家名单上，榜单上第一名为斯坦利和菲奥纳·德拉肯米勒夫妇，他们向德拉肯米勒基金会捐款7.05亿美元；其次是约翰·M·邓普顿，他向邓普顿基金会捐款了5.73亿美元；排在第三名的是曾经的首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他们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3.5亿美元。

至于在善款投向上，不同基金会做法不同。卡内基的善款大部分用于教育和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则侧重发展医疗；比尔盖茨最大的慈善开支，是在第三世界的健康和卫生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