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豆与转型

又是绿豆。

7月初，有关部门宣布，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去年10月召集国内16个省区市上百家绿豆经销企业开会，串通涨价、哄抬绿豆价格，被价格主管部门处以5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处罚。

过了半个月之后，发改委公布了一段录音，用以证明“串通”“哄抬”的事实。这段录音是某人在绿豆产销行情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包括“绿豆产量会出现明显减少”，“价格上涨已成必然”等表述。

国家发改委价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吉林玉米批发市场等企业相互串通，散布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对全国绿豆市场上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完这条新闻，我很担心，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和股评家往后是不是也会被罚款。因为他们和那些绿豆经销企业一样，也经常“散布涨价信息”，比如说CPI要超3%，股指要涨到6000点、1万点。他们是不是也属于“操纵市场价格”，“对全国**市场上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说，股评家是幸运的，至少目前还不必为预测股价上涨而被罚款；更为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他们既不用为预测CPI上涨而被罚款，也不用像股评家那样在发布预测之前还要申请一张预测牌照。在很多领域，拿到预测的牌照是很困难的，比如天气预测的牌照只有一张，发给了气象局。

关于“发放牌照”这种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于1938年提出的“帮手”理论。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

第二种是“抓手”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发放牌照”，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和抓手。

哪种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耶鲁大学的陈志武认为，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形形色色的“牌照”，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高企（换句话说，是制度资本欠缺）。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提出，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且靠众多廉价劳动力来弥补制度成本，这种发展方向的选择，在当前的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因为制造业对制度资本的需求最低，如果想发展服务业，对制度资本的需求会高出很多。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得到发展。

本期封面报道关注的转型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其中也包括服务业能否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火车头。

我们采访得到的信息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在制度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转型很难实现。

当预测绿豆价格都不被允许的时候，指望投资者对转型成功充满信心，显然有点不太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转型确实是一场持久战。

　　叶矛
《投资有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