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荣：好戏，让市场说话

尚长荣1940年出生于老北平宣武门外椿树二条一号的四合院里，是我国著名京剧大师、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幼子，也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角艺术家。

作为梨园世家子弟，经历过京剧鼎盛年代、旧时京剧文化生态烙印与现代文化消费冲击，令他更艰难地背负着国粹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尽管年逾古稀，多亏自小练功的身板底子，他如今依然四处奔波在国内外各个场合，推广京剧艺术。

王珮瑜曾告诉记者，年轻时她认为尚长荣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应为现今京剧繁荣做更多推动。慢慢地她发现，这位老艺术家其实已在竭尽所能地“以自己的方式”促进这门传统艺术瑰宝复兴。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他刚从广州回来，但红润的脸上看不出疲态，声音洪亮，说话一板一眼带着腔，听问题听得极认真，似乎只要是跟京剧有关的话题，他都乐意倾谈。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

“传统并非不时尚。”关于传统剧场艺术如何吸引现代观众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

事实上，在他父亲那一代，名伶都是最懂时尚的。上世纪20年代，尚小云曾经演过一批时装戏，有一部《摩登伽女》，讲印度佛教故事。他演摩登伽女，烫发、穿着印度风格服饰，脚下是丝袜和高跟鞋，戏里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最后跳英格兰舞，轰动一时。据说，尚小云一般不演这出戏，只有在募捐义演或办学需要用钱时才演。

或是受父亲的影响，尚长荣在京剧创作上也历来以创新著称。1988年，他带着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从陕西千里迢迢投奔正是“海纳百川”的上海京剧院，在上海找到了市场。这在当时是一部“试点”之作，其中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曹操形象，在当时还的确引起了很多质疑，最终还是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并与他后来新编创演的《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被誉为戏曲舞台上的“尚长荣三部曲”。

“现在的市场形势太复杂，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他说，“京剧不是博物馆艺术，不是甲骨文、不是马王堆。吸引观众进剧场来欣赏艺术，又不是来考古。京剧演员需要有敏锐的市场眼光。但是，不欣赏固步自封，也不欣赏一味炒作，对市场走火入魔。”

“现在一些人经常跟我提应该让‘剧协倡导……’，我说那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现在真正的好戏好故事，还是要让市场来检验。”

采访进行中曾被访客打断。来者是上海科协的工作人员，希望邀请他参加近日一个论坛，并做一个45分钟的主题演讲。尽管时间正与他一个外地出访计划略有冲突，当他听说论坛主题是“现代科学与艺术”，同时论坛上将有很多国际知名科学家和商业人士出席，想了想答应下来。

他向来访者建议，一并邀请上海的一些青年京剧名家，“比如王  瑜、史依弘等”他点名说。

多尝试，多做实事

从尚长荣懂事时起，每当父亲带着自办的科班“荣春社”演戏，母亲王蕊芳便会带着他去观看。荣春社的小学员们在家里练功排戏，他更是耳濡目染。5岁时，尚小云发现儿子在厨房后头学着《四郎探母》中杨宗保的腔调，奶声奶气地在念台词：“俺，杨宗保，奉了父帅将令，巡营瞭哨。众将官，听我号令！”这一声使原本不想再让幼子学戏的尚小云改了主意。

“我父亲对我两个哥哥学戏比较严厉，到我这就好多了。”

他十岁正式拜师学京剧花脸，先后师从名家陈富瑞、苏连汉、侯喜瑞等。不仅学侯喜瑞先生的“侯派”架子花脸，还兼学金少山、裘盛戎的“金”、“裘”两派铜锤花脸，故而他在唱做方面都达到高水平。

他也看着京剧剧场由盛转衰。

“早期不说了，就在上世纪50年代，文化市场几乎都是戏剧戏曲的天下，当时剧团多、上座好，供求平衡。要看一场北京人艺的话剧，需提前半月买票。舞台上，只要有戏，不愁没人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剧场艺术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上座率明显下滑，必须有好戏、形式新颖的戏，票房才好。”他声称自己自小也是电影、电视迷，“我们家有电视算早的，我记得是苏联的纪录牌。一有电视节目，必然守在电视机前。”

人们的文娱生活多样化，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传统戏剧戏曲这些剧场艺术。一些青年京剧演员经常找他谈京剧产业化、市场化的想法，但他表态：很难预测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而对现在市场中一些文化商业运作模式，他也“不加评论”。

“各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尝试，少点形而上的东西，做出实事来，允许成功，允许失败。”

他一直认为京剧院团在剧目上不要以多为胜，而要在精彩和精致上做文章。其次大力普及、播扬京剧艺术，争取和培养新的观众。三是对传统经典剧目进行精排精演、要有新意；新创剧目要有文化品位、美学品位，要好看、好听、能打动人。

尚长荣说，这三条也是自己二十多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追求的目标。

“很多年前我曾经说过，“有一天人们口袋里铜钿（钱）多了，每个月，或者每都周能西装革履，买票进戏院看场戏，那时候社会文化生态才是好的，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