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贵族的英国

无疑是拜金融危机所赐，2010年的大选创造了英国近现代政治史上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一"：

首先，这是自1974年以来首次未能产生多数党的一次大选；

其次，这是自1935年以来英国在和平时期首次由联合政府执政；

第三，戴维o卡梅伦将凭借200年来英国最年轻首相的身份而载入史册……

过去一个世纪来，西方政治始终摇摆于右翼的自由主义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前者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和不干预政策。如里根所说："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而后者强调通过政府监管适当限制市场行为，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瑞典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孜孜以求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种政治哲学蓝图下的理想国。

然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上述二者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问题。过分强调市场自由和个人竞争，多半会引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而且在金融等虚拟经济日益重要的今天，政府对市场的放任一定会助长一些个人和机构吹大市场泡沫以牟取不当利益。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明证。而在另一端，左翼政党喜欢采取的国有化、高福利和高税收，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社会财富创造力的挫伤、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财政赤字高涨……长期来看都是难以维系的。

因此，英国今年大选后出现的政治窘境从根本上看，折射出当今的西方政治在理论层面的真空：经历了最近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人们发现，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宠，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失败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么，西方政治的出路在哪里？

年轻的卡梅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大社会（bigsociety）"概念。所谓"大社会"计划的核心是鼓励个人和家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用卡梅伦的华裔智囊纳特o魏的话来说，"大社会的根本是关注社区"。换言之，即把目前由政府包办的许多社会管理和福利职能交给社会：家庭是最好的福利。而副首相克雷格的解释是：要让人们不再总是向官员、政府寻求答案，而是让他们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权力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

看得出来，"大社会"计划试图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再造一个强大的"社会（或社区）"。单纯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面颇具吸引力的旗帜。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不像"政府"和"个人"那样，它不是一个有型和具体的实体，而是一种由许多元素共同构成和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里，政府如何去有意识地构建"社会"？实施这项计划的资源又在哪里？尽管新政府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但仍有分析家担心，"大社会"计划最终很有可能蜕变成为政府不负责任地削减社会福利、推卸公共服务包袱的借口。

因此，卡梅伦需要有足够的实践能力和时间来证明自己并非又一个夸夸其谈的托尼o布莱尔或不懂得如何争取选民的戈登o布朗，他必须做得比两位工党的"双寡头"好得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人对此表现出充分的信心。

(陈季冰 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