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善操舟方能顺利涉水

尽管仅仅只是咨询议事机构而非决策机构，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变动，还是颇受关注，“周进樊离”的人事调整，引发政策将出现转向的猜测。

作为樊纲的接替者，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三人的一举一动，成为外界的关注重点，在中、美汇率争端升级的大背景下，三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一言一行，更是成为重中之重，“赞成派”或“谨慎派”分类的实时出台，让人感慨媒体的勤勉和敏感。

但在我看来，升或不升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包括企业在内的各参与主体，亟需在可预见的动荡中提高抵御能力，才是当务之急。

　　对日元升值案例存在误读

1985年，日本参与签署“广场协议”，并导致日元出现大幅升值的例子，常被拿来作为警醒。在由美国主导的协议中，“5国集团共同促进美元贬值、纠正日元对美元汇价偏低”成为主要内容，协议签订之后的3个月，日元便升值20%，达到20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两年后的1987年，达到120日元兑1美元，1995年中，更是达到了8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准。

为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劣势和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实施低利率，急剧扩大的购买力投向了地产、高级轿车，并造就国内的房地产泡沫，也正是基于此，日元升值被视为“失落十年”的罪魁。

个人以为，上述的解读有失偏颇。诚然，日元升值带来了房地产崩盘的不良后果，但同时亦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大规模海外投资下，世界重要资源如铁矿石等，不仅被源源不断的输入国内，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锁定了远期收益；日元也正式登临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主要储备币种。

“阴谋论”主导下，舆论通常呈一边倒，认定日元升值是美国苦苦相逼的后果。但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为何日本在仅仅被要求升值30%的情况下，放任日元超标准和超规模升值？日本是否存在“扮猪吃虎”的嫌疑？相比于地产泡沫，高达4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或许更应该值得艳羡和关注。

　　中国难以完全移植

中国GDP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正在成为热议的话题，其中不乏激动和兴奋。但不妨冷静的想一想，换成GNP指标来考核，又会怎样？相比于日本“藏富海外”的庞大资产，中国GNP的差距，并非一点半点。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完全借鉴和移植日元升值的做法，难以行得通。

意识的缺乏，是障碍之一。在“温室“中长大的国内大企业，已经习惯了政府庇护下的币值稳定，“温水煮蛙”的例子，似乎对他们并无警示作用。

很难想象，如果让在政府和主管部门精心呵护下的国内大企业一下子跳入没有救生圈保护的大海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严重被呛乃至窒息，尚需打个问号，更不要提在海外大举扩张，封疆拓土。

缺乏相应的交易场所和条件，是障碍之二。对部分意识已经被提前唤醒的国内银行和大企业而言，尽管在全球市场上有参与人民币交易的需求，有通过市场对冲风险的想法，但缺乏具备良好流动性的交易场所和交易对手成为现实困扰，不能市场化的人民币实现自由升值是不可能的事情。央行副行长苏宁于4月初关于“支持和鼓励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表述，给出了一个良好期待，但未来进展会如何，仍需观察。

　　(申毅 《投资有道》策略顾问。统计物理学博士，历任高盛集团美国ETF自营交易部和量化套利组合的高级主管；创立高盛欧洲ETF部，以股指期货、期权和ETF组合交易全球性权威的身份直接参与欧洲大陆第一家复合ETF基金和英国富士100基金的设计和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