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迪拜到中国

文/黄强

2009年岁末,最吸引全球投资人眼球的事件我想应该是迪拜世界（Dubai World，为迪拜最大的集团公司）债务风波，我个人认为，12月的市场震荡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迪拜事件有较大关系。

危机本可避免

最近四年，阿勒马克图姆接手迪拜最高统治权后，当地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各种耗资庞大的工程破土动工的消息频繁传来，这个酋长国一度染上了梦幻豪华、奢靡无度的魔幻色彩。

应该说，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是一样的：将需求的增长建立在更奢侈荒谬的前提假设上，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并且在两者之间营造出貌似良性实则不可持续的循环关系。我不知道有多少经济学家事先预测出迪拜的危机，但我在看到报道说迪拜机场停满了因金融危机而形成的无主豪华轿车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太奢侈了，可能存在泡泡，但是还是没有想到这个泡泡也这么大且这么快就破灭。

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一直在讨论和反省危机的教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09年5月11日在伦敦说，讲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专家做出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其中有一条是非常简单，即金融界的最基本戒律：第一风险性，或者叫安全性；第二就是流动性；第三就是效益性。 “如果在这么多年中，我们牢记住这‘三性’，我想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很不幸，这‘三性’说起来很容易，做到很难，而往往是越聪明的人，忘记得越快，面对巨大诱惑的时候，人本性的贪婪一定会忘记古训，一定会忘记这个金融的基本三戒律。”王岐山的直言让伦敦的金融家们顿时鸦雀无声。

迪拜世界的崩塌，再次使投资者深刻思考这些问题。金融危机后给哲人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反思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理性预期假设的缺陷。原因很简单，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人性理性假设，即所谓“经济人”——理性、自利、信息完全、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以往很多的争论和分歧也大多集中在人类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这些特点，但在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思考中，我们发现即使大多数人能够达到或接近所谓“经济人”的标准，在宏观上也未必能够构成“理性的人类”，有可能表现出整体的不经济和不理性。艾伦·格林斯潘承认“我犯了错误”正在于此。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的主要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节制的地位甚至排在正义之前。节制不仅仅是针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还应该包括对其他物种的平等，对其他人的尊重，对权力的自我约束等等。

所以，说了这么多，离我们的题目越来越远，可是，我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房地产泡沫是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方式，迪拜不行、日本不行、中国也不行。尤其在国内地产市场开始走豪宅化道路的起始之际，迪拜事件对我们是一个警示！